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近代的近代军事国防，以及国防军事百科对应的事国事百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防国防军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近代

中国近代国防发展资料。防国防军

国防，近代顾名思义，事国事百就是防国防军国家的防务。一个国家为了捍卫自己主权、近代领土完整和安全，事国事百抵御外来侵略和颠覆，防国防军在军事方面以及与军事有关的近代政治、经济、事国事百外交、防国防军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所采取的防卫措施的总和，统属于国防。国防是个大系统，涉及到各个领域，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国防后备军，形成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

二是发展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努力研制、生产和改善武器装备，便于进行防卫和作战。

三是加强军事训练，培养有一定政治觉悟、军事素养和科技水平的官兵，能够掌握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

四是加强军事理论研究，探索战争的本质和规律，研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并用于指导战争准备、实施。

五是加强国防工程建设，搞好战场准备和军事、通信、交通等各种设施，一旦发生战争，能够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六是建立巩固的民防体系，在战争到来时，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国防与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国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古往今来，任何一人国家，都需要建立强大的国防，用以保卫国家的利益，抵御外来的侵略。如果有了国家，没有国防，或者国防薄弱，就难以抵御外来入侵之敌，无法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

我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防建设荒废，形成“有国无防”，时而受到八国联军铁蹄的蹂躏，时而受到日本侵略军的烧杀和掠夺，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说，“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就是这个道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国防建设，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防体系，有了强大的陆、海、空三军和战略导弹部队，有了比较完整的国防科研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有了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和后勤保障，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和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使外来侵略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不敢随意欺负我们，我国人民扬眉吐气，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此可见，国防是国家和民族安全利益的根本保证，它维系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尊严和社会的进步，甚至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说，“国防，乃国家生死存亡之道也”，有了国家就必须有国防。为什么说国防具有威慑和实战的双重功能? 从国防发展的历史看，国防斗争的形式，不仅双方在战场上进行武力的较量，而且通过多种非武力的形式进行斗争。特别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非武力的手段，造成威慑，迫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这种威慑形式，在国防斗争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作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采用。

所谓国防的威慑功能，就是指国家凭借可以构成报复的强大国防力量，从心理上遏制敌人侵犯自己的利益，或迫使敌人慑服于自己的威力。这实际上是古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和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有人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间推算，断言20几年后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可是至今50多年了还没有发生，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核威慑力量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战后美苏两国为了争夺霸权，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大量研制核武器。现在世界各国拥有的核弹头5万多枚，总当量约为130亿吨至160亿吨，如果按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摊，全球居民平均每人头上压着两三吨梯恩梯的核威力。这些核武器，美苏手里就占有90%以上，其核力量足以将全世界反复摧毁几次。由于核武器拥有极大破坏力，又有极大的威慑力，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使用，怕互相报复，互相摧毁，因此谁也不敢随便发动世界大战。

我国也是拥有核武器国家之一，虽然与超级大国的核力量相比差距很大，但也绝非微不足道的，如果被迫奋起反击，也会给超级大国造成不堪承受的损失。这也反是映了我国国防上已具有核威慑的能力。但是我国国防的威慑功能与超级大国有本质的不同。在霸权主义国家来说，国防的威慑功能，是用来威胁、恫吓弱小国家，进行核讹诈和侵略；对我们国家来说，是用来防御和自卫，用来反威慑、反讹诈，使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占有举足轻得的地位。

我们在充分肯定国防威慑功能作用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国防的实战功能。因为威慑换取的和平是有条件的，如果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威慑作用就可能失效，战争就可能爆发。一旦战争爆发，就要求国防发挥另一种功能的作用，即实战功能，依靠强大国防的实力，投入战斗，夺取战争的胜利。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靠实力说话的世界，有实战能力才能有威慑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战备观念淡薄，军事力量薄弱，武器装备落后，动员体制不健全，就谈不上有威慑的能力。一旦打起仗来，没有强大的力量与敌人相抗衡，那只有受人欺凌和宰割。这样的国防，可以说是“有国无防”。

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国防史，就是这样的历史，国家受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宰割，人民遭到日寇烧杀和掠夺，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威慑与实战是国防必须同时具备的两大功能，威慑是和平时期的主要功能，实战是战时的主要功能。威慑可以换取相对的和平，为实战打好基础；实战可以作为威慑的后盾，进一步提高威慑的效力。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国防实力，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国防史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中国人民在遭受屈辱的同时，中国也一步步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落后挨打的近代历史，也是一部耻辱史。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每每想起，都会痛彻肺腑。在近代中国走向衰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同时，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一部中华民族抗争史也由之而起。

从中国近代史中不难看出，中国近代国防史是一部民族屈辱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中国的“国防不牢，军队不精”这一致命弱点，对中国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先后有英、美、法、俄、普、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日本、墨西哥、瑞士等近20个国家的侵略者践踏过我国的国土，损害我国的主权，整个中华民族美丽而富饶的国土被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得支离破碎。

扩展资料

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在中国史学界由来已久。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经在《50年来中国进化概要》中，从现代化的视角把近代中国五十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三个层面。

一是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经世致用论和自强运动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起步；

二是从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即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变革；

三是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再次提了出来。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

“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他还说过：“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

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两位史学前辈，在他们学术生涯的前期曾主张“两个过程论”和“三次革命高潮说”的革命史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他们后期则支持“现代化论”。

许多学者明确主张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或基本线索。他们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还涵盖了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的发展，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而且，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进行历史研究，能够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它可以将复杂广博的历史内容作为有机的整体进行考察，阐明各个历史事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近代史是中国发展的“清醒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

近代战争观念与国防思想是什么？

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中国国防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既富于侵略性，又拥有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敌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千古未遇”的强敌面前，中国近代国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列强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且规模越来越大，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直至发展到甲午战争这样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列强各国虽然在瓜分领土、攫取权益方面有矛盾，有争斗，但在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这一共同目标上则是一致的，常常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列强都联手制华，或组成联军一同人侵中国，1900年甚至出现8个帝国主义国家共组联军人侵中国的情况。这就使中国在进行反侵略战争时，往往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二是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是海陆并举。与中国传统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边疆不同，近代列强入侵中国很多是从东南沿海方向人侵的。同时，沙俄在东北、西北，英国在西藏，法国在西南的陆路方向也都分别发动了入侵。所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防威胁是全方位的。三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是为了割占土地，又是为了掠夺政治、经济权益。它们不仅逐渐蚕食瓜分中国的神圣领土，还一步步将中国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上述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军事理论界，迫使人们对战争与国防问题做出新的、更深刻的思考：

（一）改变以往否定战争暴力的倾向，提倡军国民主义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兵学家们，曾长时间抱着以道德化育天下的理想观念，认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洋务运动》第6册，第166页），仁义之师必会取得胜利，强调“倭、法残人之宗，夷人之祀，虐用其民。我以仁义之道，行壮直之师，兴灭继绝，其理亦可以一战”（《涧于集·奏议》卷1，第11页）。但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的本性是中国受侵略、遭压迫的根源所在，认识到“十九世纪之中，白皙种人既占领澳大利亚，又出全力分割阿非利加洲，粒砂寸土，皆有主权；于是登喜望之峰，脾脱全球，见夫太平洋东之大陆，可以染指，遂乃移戈东向，万马骄蹄，群趋并力，移其剧摄于亚洲，六十年于兹矣。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姐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值此强权之世，中国数千年来所奉行的“兵者不祥之器”、重文轻武。兴文堰武的战争观念已经过时，中国虽然爱好和平，但国人必须崇尚武力，“非尚武不足以立国”。从世界各国兴亡废替的教训看，“英法德美何以强？强于民质之尚武也；印度、波兰何以亡？亡于民质不尚武也”。所以，“国之有尚武精神，譬之则国魂也。今者中国已矣，其无国魂矣。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黄天已死，四郊皆多事之秋”。“吾将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迎之，日魂兮归来，吾祖国之魂兮，盖归乎来！”

（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兵战、商战并举的新型国防建设思想

经济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必备条件，也是人们研究国防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它又最直接地表现为粮草与战争的关系。据古代史籍，早在上古时代，部落领袖神农氏就说过“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汉书·食货志》）。此说固无足信，但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很早就产生了“重农重粮”思想则是不错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兵学家就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发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军争篇》）的告诫。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样式的日趋复杂，战争对经济的要求也超越了以往储粟运粮的水平。基于古代中国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人们首先想到搞好农业生产与富国强兵的关系，强调“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古代兵学家都从“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出发，把发展农业经济视为强兵的惟一途径，把孔子提倡的“足食”、“足兵”、“民信”视为国防建设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王朝在大多数情况下面临的是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袭扰，而对于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政权来说，构筑长墙、城邑是防止边疆游牧民族袭扰的最重要手段。所以从战国时代开始，历代王朝大都很注意修长墙，筑城邑。秦统一六国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从临挑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中原北部竖起了一道人工的国防屏障。汉代更在阴山之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并将秦长城延至焉耆。即使在无法修筑长城的情况下，如宋代燕云十六州被辽朝占领，国防线被迫内移，无法修补长城故址，仍特意兴置稻田，开挖塘泊，建成一道长四百五十公里，以关隘为重点，用寨栅渠网相连接的防御工程，以阻遏契丹骑兵漫野而过。鉴于修墙筑城在古代国防建设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它也成为传统国防建设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使用冷兵器的侵略者，所要进行的战争也不再是建立在农耕及游牧经济基础上的中世纪战争。中国一方面要改变国防经济落后的状况，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将国防潜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直接的国防力量，这就需要对国防建设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思考。

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最早将目光集中在国防科技的问题上。林则徐等人基于对鸦片战争中西方“船坚炮利”的深刻印象，首先开始了师敌长技的初步探索，如设法购买外国制造的大炮和水师船只，组织编译有关西式枪炮技术的书籍等。魏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系统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总叙》），并具体说明西人长技主要就是战船、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但他后来对“养兵练兵之法”有所忽略）。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成为中国国防建设思想历史性变化的开端。其本质是突破了传统重农耕、重修城筑墙的原则，凸现了国防建设的科技主题。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全面展开。在从事国防科技引进的过程中，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国防科技与国防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经济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体现为对农耕和农业经济的重视，而是要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具体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近代国防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这一思想认识大体表现为三个逐步递进的深化过程：最初，人们只是认识到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最主要的途径是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这种近代军事工业不再是古老的手工作坊，而是建立在“制器之器”基础上的新式工业。李鸿章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国自强的推一道路。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仿制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对中国国防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接着，一些人看到单纯发展军事工业是不行的。军事工业需要原料和燃料，故应开采煤铁矿藏，冶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经费，故应发展近代民用工业和商贸，靠它们的利润来不断为军事工业注入巨额资金。因此人们由求强进而求富，认识到“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晌源，莫如振兴商业”（《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的道理。最后，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发现，中国近代国防虽然直接表现为军事落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国家经济的不发达。他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防问题，主张首先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即与东西方列强进行“商战”而不是“兵战”。王韬说只有民族工商业发展了，“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驭外之法也”。郑观应则明确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因为“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所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把商战视为无形之战，把兵战视为有形之战，主张先进行商战，即对中国国防力量衰弱标本兼治，反对遗其本而图其末，反对单纯重视军事斗争。同时，他还把国富看成是兵强的前提，坚信“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的道理。

（三）改变以往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做法，实行全方位防卫、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方针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威胁大多来自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袭扰，因而国防的主要方向在北方。历代王朝筑墙置戌的重点在北方，兵力部署的重心也在北方。从先秦至明代，在北方边疆实行多层次、大纵深战略防御的思想日趋完善，普遍采用了修边墙，屯重兵，以边墙当其出没，以重兵当其长驱的作战原则。随着火器在明清战争中得到更广泛应用及西洋大炮的传人，边防城守战法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的兵学家提出了构筑城壕、牛马墙，以铣护城，以城护民的战法，还有人提出了主张计谋退敌的谋守，奇袭出击的以战代守，凭坚城用大炮的固守战法，等等。而在中国辽阔的东南沿海，由于以农业经济结构为主的古代中国缺乏海洋经济利益的强大推动力，古代战略家们一直难于解脱自安于陆的传统心态，大多数缺少海上生活经历的封建文人士大夫，对惊涛巨浪极为恐惧，甚至在海上力量相当强盛的明代，仍然有人认为：“今之说海事者，往往谓御之于陆不若御之于海。其实大海茫茫，却从何处御起？自有海患以来，未有水军能尽歼之于海者，亦未有能逆之使复回者。”不如“陆战一胜即可尽歼，贼乃兴俱，不复犯我”（《筹海图编》卷12）。以胡宗宪为代表的主张歼敌于海上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并不占主导地位。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其海防的主要目标是防备汉族反清力量和海盗抢劫、走私，而非把已经大举东侵的西方殖民者从海上入侵看成是国防的主要威胁。康熙帝晚年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西方殖民势力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性，认为“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并提出“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清圣祖实录》卷270）。但实际上，中国国防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倾向并没任何改变。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海上、陆上频频入侵，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复杂，战略形势更加恶化，以往较少碰到的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国防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海防和塞防等一系列新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用新的战略观念和理论来加以解决。

制定中国近代国防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清敌友，即搞清楚中国已经遇到和即将遇到的敌人是谁。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仍没有从所遭受的打击中清醒过来。林福祥、魏源等人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时，也主要是着眼于对付现实威胁，对长远的国防问题尚未涉及。只有林则徐在充军新疆期间，耳闻目睹沙俄侵吞中国疆土的勃勃野心和强权行径后，一曾指出：对付英国侵略军“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国朝先正事略》卷25）第一次提出了国家面临的潜在威胁问题。1861年。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各族人民大起义和西方列强的人侵，清朝重臣奕沂等人联名上奏“章程六条”，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进一步分析了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他们指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吞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这一认识虽然在方法论上比前人有所进步，但在选定国家主要敌人时，将对农民起义军的血腥镇压放在首位，而没有从全面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对可能的作战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只对单一的敌人进行防卫，没有注意到潜在的、次要的威胁也可变成现实的、主要的威胁。所以清廷上下很少有人预料到普法战争后元气未复的法国，竟会在茹费里上台的短暂时间里就改变国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当法国侵略军向越南北圻步步进逼时，清政府也对自己的作战对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指出“环何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止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也”（《中法越南交涉史料》卷2），因此“亟宜通筹边各，以弥后患”。基于上述新认识，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后普遍的边疆危机面前加强了全方位的国防建设，特别是结合对周边环境的分析，正确地认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主要的直接的威胁。当时情况恰如时任北洋大臣幕僚的姚锡光所分析的那样：“今日本机牙甚锐而毛羽未丰，举中国全力以经营朝鲜，彼尚未能与我争衡；失今不图，殆非区区对马海峡所能限制，更非鸭绿江门一衣带水所能防维，患气所乘，恐将延及畿甸”（《尘牍丛抄》上卷）。但清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十分重视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防范，由此造成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与辨识主要威胁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问题。近代史上最先涉及这一问题的，是70年代那场海防塞防大讨论。当时，俄侵东北，日犯台湾，英窥新疆，边睡多故，危机四伏。中国的海防塞防同时出现危机。对此，一些督抚要员提出不管海防，专顾塞防的主张，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暂时放弃新疆，移塞防之费专顾海防的主张。左宗棠则提出海防塞防并重，海军、陆军发展并重，最后清政府采纳了他的主张，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海防提到与塞防等量齐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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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军事国防